编者：博物馆的诞生最初萌发于人们的收藏意识。公元前三世纪，马其顿留驻埃及的总督托勒密·索托于埃及建立托勒密王朝之后，也建成了当时最大的学术和艺术中心——亚历山大博学院，其中专门存放艺术珍品的地方，便是供奉艺术之神的缪斯神庙，这里汇集了托勒密甚至亚历山大大帝连年征战中搜集和掠夺到的艺术品。这座“缪斯神庙”，就是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博物馆”。而博物馆一词museum就来源于希腊神话中司文艺的女神muse。缪斯神庙于公元5世纪时毁于战乱。
现代博物馆形成于17世纪后期的欧洲。18世纪，英国收藏家汉斯·斯隆向英国王室捐出自己的全部八万件的藏品，于1753年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面对公众开放的大型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博物馆正式迈开了现代步伐。
中国文物网：相比西方博物馆注重强调美学和人类学的呈现，中国博物馆偏重历史知识传输的这种差异如何评价和解释？
潘守永：这是一个比较严肃的学术问题，事实上的确如此。并不是说西方的博物馆都是很注重美学的，而我们国家博物馆重视社会历史知识。咱们国家很多科技类的博物馆基本上就是借鉴西方模式的，如新建的中国科技馆二期，完全借鉴北美的经验，似乎与西方博物馆没有太大差异。这里所指的，我想应该是社会历史或者美术类的博物馆。我们国家目前纯粹艺术类的博物馆通常是指现代艺术这个领域，而把社会历史类的和古代艺术类的混为一谈了，所以感觉上好像我们确实比较关注历史知识的传播而忽视了美学的培育。
西方博物馆诞生之初本来是供奉艺术之神的地方，艺术是他们博物馆的一个最根本的特征。从学术研究方面也能看得出来，我大概统计过我们能够看到的跟博物馆相关的博士论文，从1990年到2005年差不多有五千篇，其中有三分之一是从艺术教育的角度来谈博物馆的。
至于人类学，这历来是西方比较重视建设的一个基础学科。在欧美地区，人类学是研究欧美以外的文化的，过去称为“远方文化之谜”，这自然就与博物馆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当人类学家到某些地方做研究之后，就会带回一批反映当地文化的实物，这些实物除了作为人类学者所要研究的对象外，欧洲一般的民众也会对之发生浓厚的兴趣，人类学博物馆、考古学博物馆于是就出现了。在美国，还有一类与此相关的博物馆是自然史博物馆（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其中有人类学分馆或展览，这是因为在当时的认识和分类中，把“远方的人们”等同于“落后的人群”，是距离自然历史比较“近”的文化，就被划分到“自然历史”的序列之中（被看作是西方社会历史的初期阶段）。如，美国纽约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华盛顿的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内容包罗万象，有关人类的部分都是西方关于“人类文明历史序列”以外的内容，这类博物馆也都是博物馆中的“庞然大物”。美国的博物馆是第一代人类学家上班的地方，如美国人类学之父弗兰兹·博厄斯（Franz Boas）以及他的女弟子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都一直工作于纽约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米德还曾担任人类学馆的馆长。可以说，第一代人类学家参与了美国的博物馆运动，博物馆在提供了人类学工作者就业场所的也培养了第二代人类学家，从第二代开始，才有了大学的人类学专业教育。英国人类学史学家斯托金（George Stocking）就认为，在1895年到1920年的这个期间，就是人类学的博物馆时代。由此可见欧美博物馆和人类学的渊源之深。
我国近代从严复先生翻译介绍这门学科开始，到大学开设相关专业培养人才的确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里不便展开来谈。1958年以后甚至把人类学当作资产阶级学科给取消了。现在中国能够称得上人类学博物馆的不过四五家，皆与人类学学科发展迟缓以及博物馆的人类学理念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等密切相关。中国目前的学术体系，当然比较符合中国自身的特点，在我国，考古学被定义为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而在美国考古学则是人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站在整个人类文明的角度来看，我们确实有缺失的部分。
这些区别表面上看去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实际上也是由内在的理论意识在作用着。基于人类学学科在中西方的不同发展位置，体现在中西方的博物馆建设中的差异也可以由此得到其中的一个合适的解释，其它的渊源亦有其继续探究之处。
中国文物网：怎样看待文物回归与文化遗产的世界共享？
潘守永：文物回归不仅仅是一个情绪问题，它同时也涉及到技术层面的问题，比如相关的国际法是怎样的，在什么样的一个法律框架下来做，等等。中国文物的流失，不管是从数量上还是重要程度上来看，近代以来也不止最近被广泛热议的这几件了。为什么今天的圆明园兽首拍卖会会表现得这么突出？在谴责圆明园兽首交易的过程中，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参与到了事件的具体交涉之中，包括外交途径的交涉，和法院的交涉等等，但我想单有这些是不够的。
2002年，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巴黎卢浮宫、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等18家欧美博物馆馆长签署声明，表示反对将艺术品，特别是古代文物归还给原有国家，并声明这些藏品的收藏都是符合当地法律的。类似于国际法和国内法的优先问题这类社会或法律政策的认知，我们的国民就和流失文物收藏机构所在国似乎处在两个断层上，这应该也是为什么国内要求文物回归的呼声一直很高，而很多文物还在海外被静静展藏的原因之一。所以情绪不能代替“技术”，情绪也不能作为我们行动的一个指南，我们理应理性地来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否则二者之间都将无法对话。
至于文化遗产的世界共享问题，我觉得和国宝回归是两个层面上的问题。假如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这件文物是以非法的渠道流出的，我们当然应该追讨回来。据我所知，世界上国宝回归的成功案例还是很多的。上世纪60年代，北美就有这样一个归还文物的运动，就是印第安人要求北美人类学博物馆归还原来属于他们祖先的“纪念品/神圣物”运动，这个运动是和印第安人归还土地的要求结合在一起的。那是一支居住在今加拿大境内的印第安人从美国纽约的一个博物馆里面，拿回了属于他们的一条具有象征意义的腰带。这个“腰带归还事件”便成为了印第安人追索博物馆里归还他们文物的一个导火索，并获得相当的成功。他们还就博物馆的工作伦理提出了要求，即博物馆在展览印第安人祖先的头骨或肢体的某些部分时，要采取一种尊重的、符合印第安文化要求的方式和态度，也取得了成功。这个追讨文物的事件不但对于文物回归有其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我们的博物馆也敲响了警钟——你的博物馆伦理在哪里？！
中国文物网：中国博物馆会不会尝试去收藏世界各地的文物精华？
潘守永：我觉得已经有人这么做了，像杭州的世界钱币博物馆，这个博物馆虽然是私立的，已经非常具有世界性的眼光和视野了。
通常大家会觉得我们和西方相比，通过博物馆来了解世界的窗口过于狭窄，我们的博物馆无法满足一般人了解世界的需求。深圳的世界之窗，就是以世界建筑为核心的一个缩微展示，后来发现前来参观的观众很多，甚至成为了一个旅游的热点。这就说明我们国人确实有迫切的愿望去通过国内游览的方式来了解世界。
但就古代艺术品而言，那它的总量就是那么多，而且西方博物馆已经完成了它们的整体性收藏工作。二战期间，大批的收藏家纷纷逃往美国，美国也花了一些钱从欧洲和其它国家搜集了很多早期的艺术品。这个格局在二战之后不久就已经固定下来了。最近乃至很长的一个时期之内，我们几乎不会有太多的机会能收藏到西方的古代艺术。
可是，虽说我们错过了当时收集世界文物的机会，但今天我们收集我们周边国家的物品包括艺术品还是有机会的。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我们其实不太关注我们周边的文化，比如说日本。日本收藏了大量的中国艺术品，但是中国收藏了多少日本的艺术品？这方面我们非常不好意思。韩国、越南这些国家，都是受到中国文化很大的影响，可我们的博物馆中与他们的历史文化相关的东西几乎不成系统。我们国家博物馆在收藏上的局限性，不仅仅是经济实力和历史条件的问题，而主要是收藏意识的问题。我们所谓的“世界文化”，通常只有希腊、罗马、埃及、英法美德，哪里有越南、朝鲜、菲律宾、新加坡等周边兄弟国家。我所知道越南有一个很不错的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它收藏的民族文物工艺藏品，有22个民族单位的东西与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东西一致，他们曾在纽约举办一个关于“苗族”服饰文化的展览，引起轰动。可是，咱们博物馆几乎没有太大兴趣和他们合作。
中国文物网：中国博物馆的文物是以人为本还是被高高供起？缘由是什么？
潘守永：这个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博物馆条件不够，像故宫有一百多万件文物，但是能够常年展的就是那么一万多件。每年展览一万件的话，要把一百万件都拿出来展览，需要100年！好，故宫克服克服苦难，每年拿出来5万件来展览，可是往哪里去展呢？就是说我们博物馆的硬件条件、设施、设备确实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但是大多数的问题，我觉得还是一个认识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博物馆就“保”和“用”的关系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有人主张保护优先，有人主张使用优先，有人说保护还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我认为这种争论意义不大。世界博物馆协会有专门的博物馆职业伦理和工作章程，我国作为该协会的国家成员单位，有义务履行自身职责。一个对公众开放的博物馆，必须首先做到“本分职责”，要不然就不要注册为博物馆。一般人也都反映某个博物馆把好多文物“藏”起来不给大家看（只是反映反映，没有进一步的行动），我是特别同情，对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很是认同。很多时候，这些文物被束之高阁，博物馆里面的展览冷冰冰的，不准摸，不准动，也是与博物馆本身的理念有关的。
现在强调文化共享，纳税人的意识、责任等等不断增强，我觉得公众有权利也有义务去质询博物馆：“既然你花了纳税人的钱，那么你应该满足我们的需求。”纳税人首先应当把自己的声音表达出来，让博物馆知道自己的看法、需求和期待。
中国文物网：国内博物馆建设的首要困难是什么？
潘守永：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般的馆长会回答“资金短缺”，也肯定有人选择“人才匮乏”。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或泛泛而论。首先说生存，这个生存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使博物馆这个单位/机构比较好地存在下去，第二个就是博物馆里工作的这些人怎么生存下去。在这方面有的博物馆其实不存在困难，有的博物馆生存得非常好，像上海博物馆、故宫等基本上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存在这类问题的都是中小博物馆，他们确实面临着一个比较严峻的、怎么生存下去的问题。我主张一些特别小的博物馆不妨联合起来，形成类似“联合体”的形式，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发挥一个群体的优势。我们博物馆的自身目标和国际上也不太一样，我们是把博物馆当作一个宣传系统下的事业单位，而国际上的博物馆则是一个文化教育的机构，甚至被看作是娱乐性质的机构。
从大的方面来讲，还是要国家重视，国家能不能从政策上给予一定的优惠，比方说博物馆经营商店，目前获得免税政策还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做一个当代艺术展，需要不断地去报批，要到公安局去备案，增加了博物馆的工作成本。假如我们要引进一些国外的展览，涉及到政府担保问题，没有哪一级政府愿意为博物馆的这类展览做政府担保。发展、建设和管理博物馆的国家、地方以及行业层面的“软环境”欠缺和不到位，是当前博物馆发展的首要困难。
东西方艺术展览发展
印象派又称为“外光派”，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法国，1824年莫奈创作的题为《印象·日出》的油画，遭学院派的攻击，评论家们戏称这些画家们是“印象派”，印象派由此而得。印象主义派以色彩为中心，创立了不同于以往任何图式的视觉语言，拉开了西方现代美术的序幕，印象主义的产生，与几个客观条件息息相关，不论从技术还是效果上，安格尔式新古典主义绘画都可谓以穷极写实注意，倘若再沿着着条路走下去，除了重复，画家们不可能走的更远，19世纪物理科学的进步，是导致印象主义产生的直接条件，当时色彩学被一次科学的对应与光学，从而揭示了物理学本质，人们认识到，色彩并非物体的属性，而是光的折射在视网膜上所造成的知觉反映，光线变化了，色彩也随之变化，这些人认识被反映在法国人谢弗勒尔的《色彩对比论》和美国人O·N·鲁特的《现代色彩学》西部代表性著作中。而他们所阐述的色彩对比与视觉调和的原理，正是印象派画家所实行的东西。印象派有三个特点：第一，表现瞬间真实。印象派语言的出现，是以观念的改变为前提，这种观念与库尔贝式现实注意一脉相承，在放弃追求普遍性和类型化的古典主义艺术理想之后，印象派破除事物具有恒常性的看法，将艺术的触觉深入到大千世界生生不息的变化之中，以表现瞬间真实为己任。第二，以光和色彩为表现媒介。印象主义者抛弃了支配欧洲绘画数百年的固有观念，将色彩直根与光学研究之新成果所提供的信念中，当下即得地捕捉有某一瞬间的光线作用所造成的色彩印象，致力于表现光源色和条件色，从而表现出大自然在一刻也不停的变化之中所呈现的美，正如他们自己所说，印象主义旨在使艺术回到一种严格认真的，精确的对于大自然的观察，使我们自己热忱的在运动之中也在光的瞬间描绘形状。“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绘画发展了一种以素描为中心的图式，这种图式建立在物体坚实不变的信念基础上，所瞄准的是结构而不是光线，所看到的是明暗而不是色彩，印象派则将色彩置于画面的中心地位，又使一切色彩皆从光源色出发，力图表现出太阳的，真正的光，他们完全打破了户外搜集素材，户内整理加工的风景画创作模式，多数时候在户外光线下直接完成作品，他们强调，既然万物都受太阳照射，任何一个对象的色彩都不可能是独立的而必然以周围物体的反射光为条件，也特别注意反映条件色，正是光源色与条件色，将印象派的画圈变成了一个统一与色彩中的整体。第三，突出绘画的视觉性。印象派追求的“画其所见”，以描绘艺术家所看到的视觉表象为宗旨，而不强调表现事物背后的意义。他们以色彩作为光的回声，建立色彩的和谐，谱写视觉的音乐，使绘画回到了视觉艺术的位置上，对光线与色彩的敏感加深了印象派画家对大千世界运动的本质的感悟。印象派绘画有什么内容意义的话，那就是它们以可见的形式结构了生长与衰灭不断交替进行的节奏，让我们直接看到了生命与自然运动的本质。19世纪印象派的产生是西洋美术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而此流派的奠基人，即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法国绘画大师——马奈。虽然他从未真正参加印象派的展览，但他深具革新精神的艺术创作态度，却深深影响了莫奈，塞尚、凡·高等新兴画家，进而将绘画带入现代主义的道路上。受到日本浮世绘及西班牙画风的影响，马奈大胆采用鲜明色彩，舍弃传统绘画的中间色彩，将绘画从追求三元次立体空间的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朝二元次的平面创作迈出革命性的一大步。主要表现在《草地上的午餐》和《奥林匹亚》画中的裸女，以同一种肤色描绘人体就可以看出。马奈亦以自然主义式的想像来处理创作的题材与构图，并未刻意美化，取而代之的是清晰、冷静、光线均匀分布的景致，表现出和谐、清楚而简约的风格。马奈在绘画生涯的大胆创新，影响深远，在美术史上可谓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再接下来该出场的就是莫奈，莫奈对这一艺术环境的形成和他描绘现实的新手法，比其他任何人贡献都多。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印象派的创始人虽说是马奈，但真正使其发扬光大的却是莫奈，因为他对光影之于风景的变化的描绘，已到走火入魔的境地。他对光色的专注远远超越物体的形象，使得物体在画布上的表现消失在光色之中。他让世人重新体悟到光与自然的结构。所以这一视野的嬗变，以往甚至难以想象，它所散发出的光线、色彩、运动和充沛的活力，取代了以往绘画中僵死的构图和不敢有丝毫创新的传统主义。莫奈的创作目的主要是探索表现大自然的方法，记录下瞬间的感觉印象和他所看到的充满生命力和运动的东西。他把对象当作平面的色彩图案来画，而不注意其重量和体积。曾长期探索光色与空气的表现效果；常在不同的时间和光线下，对同一对象连续作多幅描绘，从自然的光色变幻中抒发瞬间的感受。不注重对象的明晰的立体的形状。莫奈很重视笔触，它成为色彩表现的灵魂，不同的笔触能表现出事物不同的质感和动势，他运用不同的笔触充分表现色彩以符合自然的本来面貌。他在塞纳河上写生作画时，他为水面上闪烁和晃动不已的光所激动，为迅速变幻的丰富色彩所迷惑，于是自然而然产生了迅速疾驰粗犷的笔触和灿烂斑驳的色块。他们在迅疾挥毫中获得了捕捉瞬间即逝的印象的有效方法。主要作品有《草地上的午餐》、《圣阿德列斯的阳台》、《花园里的女人们》、《日出印象》、《巴黎圣拉查尔火车站》、《干草垛》和组画《睡莲》等。写到这里怎么能少了凡高呢？我最喜欢的画家之一，他的一生值得每一个学艺术的人敬佩，也影响了以后的画派。凡高是用心灵作画的大师。他说：“我的作品就是我的肉体和灵魂，为了它，我甘冒失去生命和理智的危险。”他着意于真实情感的再现，也就是说，他要表现的是他对事物的感受，而不是他所看到的视觉形象。凡高把他的作品列为同印象主义画家的作品不同的另一类，他说：“为了更有力地表现自我，我在色彩的运用上更为随心所欲。”其实，不仅是色彩，连透视、形体和比例也都变了形，以此来表现与世界之间的一种极度痛苦但又非常真实的关系。而这一鲜明特征在后来成了印象派区别于其他画派而独立存在的根本。凡高临摹过大量日本浮世绘，把这些画创作为油画。浮世绘平面化的构图形式，消解透视，我们可以从凡高的《向日葵》中看出，装向日葵的花瓶与后面的墙壁基本没有空间关系，桌面与墙壁只是协调整幅画面色调的两大块冷色的平涂。凡高非理性艺术风格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到东方感性世界的影响。也影响到了战后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特别是热抽象表现主义自杀后，在凡高身上发现的一封信中，凡高说：“说到我的事业，我为它豁出了我的生命，因为它，我的理智已近乎崩溃。他的画风，前期受印象主义和新印象主义的影响，注意提高色彩的明度、强度和张力，后期注意在自己的绘画中吸收日本浮世绘绘画的养料，追求单纯感和表现力，他把油画中色彩和线的表现力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我们透过凡高的作品，可以更进一步地接近、了解他的全人格，而从他的灵魂之火，更可使我们获得启示之光。那些简单地插在花瓶里的向日葵,呈现出令人心弦震荡的灿烂辉煌。凡高以重涂的笔触施色,好似雕塑般在浮雕上拍上一块黏土。黄色和棕色调的色彩以及技法都表现出充满希望和阳光的美丽世界。然而在画此作的同时,画家死命想抓住的许这画的表面反映了他悲剧性的短促一生接近终结时期的心理状态。他是个热爱自然并能从简单的事物看到纯粹之美的画家,他说他宁可画从窗户向外看到的树影而不画想像中的幻像。他自杀后，有人在凡高身上发现的一封信中，信中说：“说到我的事业，我为它豁出了我的生命，因为它，我的理智已近乎崩溃。接下来就是塞尚了，塞尚成为第一个退出印象派的艺术家，他认为莫奈过分的关注“光”对画面的影响，完全看不到画家个人与所被描绘的景物之间的关系，忽视了个人感受。其作品不合乎古典法则，却显示出自己的独特个性。70年代末以后的30年，是他创作的成熟期。所作《肖凯像》、《玩纸牌者》、《酒神宴舞》、《浴女们》等，写意特征更加鲜明，充分发挥了绘画语言的表现力。他对绘画的革新主张和实践，受到艺术家们的普遍重视，被誉为继印象主义之后的绘画革新家，归入后印象主义流派。塞尚在其一生的最后几年里，又复兴了他青春时代的浪漫的冲动，然而并没有放弃他从踏入印象主义阶段之初就一直保持着的和谐、狂热发作之后的平衡和形与色的感觉。对明暗、体积、景次、空间及其同刻画本身的关系的研究，特别是在自己的想象中创造一个整体，即构成不同于自然世界的“艺术世界”要求——这一切，促使塞尚创作了为数众多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本身完美，同时也开辟了美术史上的一个新纪元。高更被大部份艺术史家将他归于后印象派。高更的作品趋向于原始的风格。其用色和线条都较为粗犷。高更的作品中往往充满具象征性的物与人。此外他是印象派中融合了原始艺术风格的知名艺术家。高更笔下的人物形象稚拙单纯，平涂的色彩，明暗在他的画面上完全被忽略，带有极强的装饰风格。高更不喜欢都市文明，反而向往蛮荒的生活，这些都在他的作品中看得出来。他也是第一个开始关注“原始世界艺术”的人。现代艺术史中，高更往往被拿来与凡高并论，他们曾经是很好的朋友，互相画过对方的肖像，但最后却步上不同的道路，并没有维持很好的友谊。他们三个人最初都是学印象主义。塞尚和高更还参加过印象主义画展，凡·高虽然没有参加过印象主义展览，但他一直自称是印象主义。后来他们三人都认为绘画不能仅仅像印象主义那样去模仿客观世界，而应该更多地表现画家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感受，他们虽有共同的创作倾向又有各自鲜明的艺术个性：塞尚一生的创作活动都是为了追求心目中永恒性的形体和坚实的结构，以创造形象的重量感、体积感、稳定感和宏伟感，最后达到简单化和几何化的效果，这使他成为后来的立体主义和抽象主义的始祖。高更主张不要面对实物，而凭记忆作画，提倡综合的和象征的美学原则。凡·高的新画风，可以说是印象主义、新印象主义，日本的浮世绘版画融合在他个人气质中的产物，是东西方绘画合流的结果。凡·高的画，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强烈地表现了自己的个性。有人说，他的画都是他的自画像。这三位画家都是在去世后很久才得到社会的承认，他们三人共同开启了现代艺术的大门，在他们的创作思想、艺术观念影响下产生了野兽主义、立体主义、表现主义、抽象主义等，是他们彻底地改变了西方绘画面貌，由客观再现走向主观表现，并使之走向现代，他们被誉为“现代艺术之父”。后印象派艺术家排斥理性，认为前印象派过分的重视客观世界的描绘，只是停留在表面现象上。他们强调主观世界，注重自我表现，主动地把所描绘的事物进行夸张、变形。这两个画派都是由前印象派派生出来的画派，他们使得印象派的艺术表现形式更加现代。塞尚应该说是个人成就最大的一个艺术家，他不论从色彩还是造型上都给现代艺术带来一次巨大的革新，颜色成了画面的构成因素，形体也被他主观的进行夸张，增强了物体的体积与重量感。他对色彩与素描的创新原则分别影响到了毕加索为代表的立体主义和以马蒂斯为代表的野兽派。因此塞尚被称为“现代主义之父”，说明现代艺术的根源在印象派。新印象派和后印象派代表了当时艺术的两个发展方式，冷抽象与热抽象。凡高，塞尚，高更，都是后印象派的杰出画家，他们都超越了印象派绘画，是现代艺术的导师和照亮人类艺术史的永恒的明星！要说印象派的功绩是怎么也说不完的，我个人总结以下的一点点:印象主义作为一种美术思潮,在美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否认艺术创作中想象力的作用,排除叙事性的文学内容,使绘画语言得以充分发挥,适应了当时社会需求,推动了以后美术技法的革新与观念的转变,对欧美 日本乃至中国的画家产生一定影响.为形式主义和抽象主义开导了先河.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重视感觉和瞬间色彩,忽视持久和永恒,使另一些表现手段受到削弱.重视对自然景物的描绘,使社会和历史内容的绘画减少.沉醉于对表面的描绘,使作品缺乏思想性.随着其他思潮的出现,印象主义逐渐淡出.
东西方艺术的共性与不同
（一）中国画盛用线条，西洋画线条都不显著 （二）中国画不注重透视法，西洋画极注重透视法。 （三）中国画不讲解剖学，西洋人物画很重解剖学。不求形似，而求神似。 （四）中国画不重背景，西洋画很重背景 （五）东洋画题材以自然为主，西洋画题材以人物为主。中国画在汉代以前，也以人物为主要题材。但到了唐代，山水画即独立。一直到今日，山水常为中国画的正格。西洋自希腊时代起，一直以人物为主要题材。中世纪的宗教画，大都以群众为题材。
